1983年10月17日,為了紀念蕭滋博士來台灣從事音樂教育二十週年,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先生假台北市台灣大學校友聯誼社設宴慶祝。此文為蕭滋博士於宴會中的致詞,全文如後。


陳主任委員、朱部長、賈總主教、申處長、各位校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承文化建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盛宴招待,又蒙教育部部長、各位學術界先進光臨參加,深覺榮幸,衷心感激,我敬謹接受,並視為我多年來努力的額外酬報。因為更大的酬報應該來自教師自己。

事實上,一般人在評估教師的功績時,經常會把十分重要的「更好的另一半」遺漏掉,那便是學生對教師所有的價值。

試想,每當聽到在面前彈奏的學生,竟是一位可造就的音樂天才,在授課時眼見到一個孩子那麼勤奮的練習,那麼殷切的求好,對教師所流露的,無非是一片信賴,這種驚喜,這種感受,難道不是教師最好的酬報麼?

家長們把孩子託付給我,孩子又把自己交給我。這種信任,對我來說豈非既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真情麼?而這種情誼,是只有對真正的朋友才付出的。何況這樣的信任,又隨著學生的發展而成長著。如此,教師便成了教育者,學生心目中的形象。教師本只是在學生像浩帙鉅冊那樣的記憶中的一張圖像而已,是教育家的形象,使教師的圖像常出現在學生心目中,歷久不滅。

你對音樂所有的讚賞和喜愛,都是由於你對音樂所有的形象,反映到你的內心而產生的。這樣,好像音樂中的純八度音,才是最完美的諧和音,例如C的最完美諧和音,是和它一與二之比的另一個純八度的C,同樣,純正的愛的最高反映也只能是純正的愛,這真是一種奇蹟;而這奇蹟就發生在我本人和內人漪曼的身上:我們兩個心中所有對愛的形象,在對方身上找到了具體的圖像──愛的化身“
此外,家長們又以千百種既高貴又慷慨的方式,來反映出他們心中的感激和情誼。
我且舉一個動人的例子。

1963年秋天,我選擇了六位有音樂才華的學生,我力圖把他們造就成六個「形象」,使人們意識到照他們六位的程度,應如何學習彈奏鋼琴的形象。

其間一位學生的母親,便來我家做最藝術的插花;他一週復一週的來,直到學生去美國那年,1977年止,先後達十四年‧他走後,另一位家長接著來插花,繼續來美化我的琴室,溫暖我的心靈。她們的情誼真像一堵保護牆圍繞著我,使我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鄉,毫無身處在異國的感覺。

像這類感人的情節連結起來,形成了我心中的中國的形象,在心靈中更產生了對中國人的喜愛,而這個中國的形象,是我所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生長在奧國的Steyr小鎮,那裡沒有一位鋼琴教師。我在十五到十九歲,也就是1917至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那般飢餓苦難的歲月裹,我現在仍鮮明地記得因為要找鋼琴教師,我苦悶的像被俘的囚犯,當時主宰著我心靈的思想,便是要找到一位能給我音樂指導的鋼琴教師。
1921年春天,我才在維也納上了大約十次的鋼琴課,教師是Wuhrer教授;同年秋天,在薩爾斯堡莫札特音樂院,又上了十堂課,教師是Felix Petyrek教授,那是在他去柏林大學接受教職之前。

Wuhrer和Petyrek二位教授,不但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心目中的形象。從此,我開始了解教師和教育家之間的區別。教師是把現成的知識,不關痛癢地、客觀地介紹給學生。是學生自己去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這種知識,雖然他應當接受。

教育家所要做的,更多得多!他介紹同樣的知識,但灌注著一種熱情和推動力,這推動力曾使他當初選擇這種知識作為自己主修的科目。其實,他自己完全沒有選擇,因此也不會在選擇時,經常遇到那些沒完沒了的正反面的考慮,以及選擇後隨之而來的各種枝節。他根本沒有選擇,是那科目選擇了他;實際上,就是他心目中的形象,使這科目成為他自己的科目。

使教師成為教育家的,正是因為這股推動力,在一個明顯的方向對著一個目標而前進的推動力。(英文的Educator,源自拉丁文的Educare,bring up養育、提出,或Educere引出,由ex,out,ducere,to lead引領二字合成)。而這當初的推動力本身,難道不是基於對形象所有的堅決信念而來的麼?

目標和教育家和信念融化成一個形象,這形象又在一個明顯的方向上引導著人。

人們現今努力追求的,便是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形象。這形象是由你內在的學養和外在的地位來顯示的。地位是一個人形象的尺度,地位又是一個人在某一段時期所獲得的身分;而身分又被不同時期的不同頭銜所指定;所以地位便成了人的成長中的形象的尺度。

教師在他的身分上是學生心中的形象,院長和系主任是學生和教師的形象,校長則為所有學生、教師、系主任和院長,總之,是全校的形象。教育部部長又為從學生到校長所有的人的形象。而教育部部長和其同僚們的形象則是總統。對總統,從而對所有的人民而言,中華民國是唯一的形象,是我們信仰的、領導著我們、團結著我們的祖國的形象。

當為獲致最高的形象而努力,不能以俯拾即得而滿足。

上述的每個形象,都代表著一個指定的方向。猶如本人是以Fulbright交換教授的名義前來中華民國,我在中國人民間,常致力於加強我音樂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藉以為美國和我的祖國奧地利的形象所貢獻。

世間有一個給人類方向、領導著人類的形象,那便是在孔子身上顯現的形象。他,目擊春秋時代,道義式微,戰亂頻仍,民生疾苦。孔子,這位大師,他把自己指示方向的形象給了每個人 知仁行仁的方向。

他是當年的大師,又成了教育家永恆的形象 萬世師表。

在結束講話前,我不能不提這個問題,何以孔子要從事這最重要的、最崇高的事業,給人這麼一種方向的事業,難道不是由於常懷著與民共患難的那股深情,那份悲情麼?

謝謝各位!

 

羅伯 · 蕭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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