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的初期台灣音樂工作者，及音樂學生們都很努力的想要提高我們的音樂水準，向世界的景觀推進，但苦於教材與師資的欠缺，實在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所幸在1963年的夏天，美國國務院送來一個強有力的引擎一奧國音樂家，蕭滋教授。於是台灣的音樂就由他帶動開始向美麗的雲霄起飛！
　　那時候台北最好的「音樂廳」是國際學舍的室內籃球場。很多國外來的音樂家都抱怨他（她）們被擺在一個倉庫裡去表演。蕭滋老師在台灣的首演也是在那兒舉行。那是他指揮省交響樂團的節目。師大音樂系合唱團也聯合參加其中的一部份。蕭滋老師在演出之前，私人出資把那演奏台上原來只是一些鐵欄杆、高而空曠的天花板改成一片弧形的反音板。一下子，那個地方真的變成一個很好的音樂廳。那時候台灣正在盛傳「公德心與人情味」的說法。也就是說，一般外國人比較有公德心，但是比較缺人情味。而我們國人較有人情味，但是較缺公德心。可是認識蕭滋老師的人都會同意：蕭滋老師不但是很有公德心，他也很有人情味。蕭滋老師視學生如己出。他對每一個學生都很關心。我就是深受其惠的人之一。那時大三的我，很想把握每一分鐘可以練唱的時間．如果一時感冒不能練習，就會對自己非常懊惱，整個人沒法鬆懈下來，於是越這樣越不能康復。那時我幾乎有整個學期不能真正的練唱“蕭滋老師知道這事，非常著急。他到台北美國新聞處找那位負責為他作聯絡的那位先生，要他帶我到台北找最好的醫生，一切費用由他付。幾個醫生都找不出什麼毛病，都只說是分泌不夠，要多吃維他命C。於是蕭滋老師送來很多高單位維他命C(High C)。同學們都笑我：男生也在害喜。
　　蕭滋老師的客席教授任務兩年期滿後，本應返回美國。當時同時擔任文化學院音樂系及藝專音樂科主任的申學庸教授，趕緊抓住機會禮聘他到兩校任教。熱愛台灣的蕭滋老師也就很樂意的留下來了。那時我正好師大畢業，被聘請到文化擔任蕭滋老師的助教，很有幸的得到近水樓台之便，跟他學習很多。我可以說是受益最多的人之一。記得蕭滋老師初來台灣時，在師大教我們合唱課。當時孤陋寡聞的我，以為視唱只有「首調」或「固定」唱法兩種而已。蕭滋老師向我們介紹「音程唱法」，真讓我耳目一新。我努力去捉摸，這點對後來演唱很多現代無調性作品真是助益匪淺。在文化大學的時候，我擔任他的合唱課助教。每星期我必須先到蕭滋老師家由他先指導我分析教材的樂曲結構，指導我從和聲的觀念上去分析每一個樂句。這點我後來在 Peabody Conservatory 研究所上樂曲分析時，真是得心應手，還可以當很多同學的助教呢！蕭滋老師也同時個別指導我唱德文藝衛歌曲。他並沒有指導我發音技巧，但是他教我養成注意每一個字在每一句中的不同的重要性。後來在Peabody，我那位指導老師，也是歐洲來的，就常說：我這個亞洲來的學生對於歐洲歌曲處理的比歐洲來的學生還老練。她並不知道我以前也曾經被歐洲來的高人指點過很多‧當我通過學位口試時，我曾經寫信向蕭滋老師報告。他很高興的寄來一張賀卡，並附一張支票，要我和幾個同學去吃一餐晚餐慶祝慶祝。我找了呂信也，王羽修等台灣來的同學。呂信也還開玩笑的說，這張支票太可貴了，應該把它鑲起來，不要把它吃掉。說是這麼說，我們還是嘻嘻哈哈的到一家大餐館，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餐牛排大餐。現在想起來，倒是希望當時真的把它鑲起來。
　　記得有一次在Peabody的校園裡碰到蕭滋老師的好友一名鋼琴家郝齊克教授。他告訴我，蕭滋老師也到日本去教了。我突然莫名其妙的震怒起來的說：「噢！他為什麼要到日本去。」郝齊克沒再說下去就走開了。後來我收到蕭滋老師的來信說，日本太冷，他不會再去。我突然為自己的失態覺得好窘。不過，我這次「吃日本人的醋」並不是為我自己。我只是太珍惜上天送我們這份寶貴的禮物，我要台灣的學子受盡其益。我不要這份肥水流到外人田去。去年蕭滋老師的故鄉Steyr的人，為他們的「家鄉寵子」能在世界上的另一個角落一台灣，播下這麼多愛心，施下這麼多惠而覺得驕傲，為他在他的出生地立了紀念碑‧今年蕭滋老師百歲，我們台灣這麼多受惠的學子為他做了些什麼？為他立一個紀念銅像，一個蕭滋紀念音樂圖書館，甚至於一個蕭滋紀念音樂演奏廳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