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蕭滋教授紀念專輯《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第45頁，有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的〈師道的樂章〉一篇紀念文，文中記載著：
　　「蕭滋教授以『教育家的形象』為題致詞，每一位在座聽講者無不深為感動；會後教育部朱匯森部長曾交代筆者將這篇講詞整理出來，印贈所有師範院校做為學生課外讀物，認為最能表達師道的醞義‧‧‧。」（〈教育家的形象〉這篇講詞，紀錄在《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紀念專輯第29-32頁。）
　　筆者有時去大百貨公司逛逛，經常看到有幾位小姐，穿著制服排列在門口，見到客人進來，便說一聲「歡迎光臨」，出去時說：「謝謝光臨」；我每次感覺到，他們是在奉命扮演這種「角色」。他們能說的「歡迎」或「謝謝」是否出自內心，令人質疑。但他們為了一份職業，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蕭滋教授在那篇講詞中，由其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意識，把教師和教育家清楚的、強力的區隔開來。他說：
　　「教師是把現成的知識，不關痛癢地，客觀地介紹給學生。是學生自己去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這種知識，雖然他們應當接受。教育家要做的多，多得多；介紹同樣的知識，但灌注著一種熱情和推動力。這推動力使他當初選擇這種知識，作為自己主修的科目。其實，他自己完全沒有選擇，是那科目選擇了他；實際上，就是他心目中的形象，使這門科目成為他自己的科目。」
　　蕭滋教授非但注意科目的形象，尤其著重在教育家的形象，且更要把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給學生們。
　　為此，他先為自己指定一個方向，常記著自己是以傳爾布萊特(Fulbright)交換教授的名義前來中華民國，致力於加強他音樂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藉以為美國和他的祖國奧地利的形象有所貢獻。（頁31)
他忘不了幼年時的名師Wuhrer和Petyrek二位的形象。他從他們那裡得到的啟發，如何區別教師和教育家；他要像他們那樣不但做一位教師的「角色」，更要成為一位教育家的形象。
　　他又從學生的勤奮練習，殷切求好。對他流露的一片信賴，使他不得不成為教育家的形象。他說：「家長把孩子托給我，孩子又把自己交給我，這種信任，這種情誼，又隨著學生的成長而發展著；如此，教師便成了教育者，學生心目中的形象。」
　　他又從教育家(Educator)自拉丁文的動詞 "Educare" 來分析。這 "Educare" 有 "to bring up" 和 "to lead out" 兩種意義，即成為一位教育家，必須給學生一個明顯的方向和對這方向前進的推動力。他說：「目標和教育家和信念融化成一個形象，這形象又在一個明顯的方向上引導著人。」
　　蕭滋教授二十餘年來對台灣音樂教學的貢獻，不僅把台灣音樂水準的質和音樂人才的量提升了，尤其給了教育界一個典範：要求自己成為教育家的形象，他教學的目標，是指導、訓練，並對每一位學生擬定一種計劃，使該學生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鋼琴家；他要求學生非但完全忠實於所演奏的樂曲，先要他們正確地吸收樂曲的精神，然後再以最圓熟的技巧表達出來；這是他自己學習並成為教育家的經過，並願以此傳承下去。他對年輕一輩的鋼琴家，「認為他們的技巧都很足夠，但總是缺少一種足以動人的格調與美感，有一種音的冷漠，使人聽後很難留下印象。」。（參考陳主稅，〈音樂的禮讚〉，載於《這裡有我最多的愛》紀念專輯，第86頁。）
　　筆者對音樂的門外漢，一竅不通的，除抄襲專家們的高見外，對蕭滋教授所提教師和教育家的區別，深深有感。他殊不願教師只盡到其為教師的角色，更願他們在學生和學生家長們的心目和感受中，給予一個真正教育家的形象。
　　教師不能忘了自己是個「人」，所面對的學生也是個「人」；「人」有理性生活、心性生活和靈性生活；因此只傳授理性中的知識，即使是最好的，是不夠的；還要把心性生活中的愛、熱誠、關懷灌輸給學生，更要把靈性生活中的理想指示給學生，帶領學生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的教師，才是一個教育家。蕭滋教授一生的言行和教育工作把這三者都做到了，所以他真正是一位大教育家，是他才有資格來區分教師和教育家，他以身體力行，給人們樹立了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無怪朱匯森部長認為他的＜教育家的形象＞這篇講詞，最能表達師道的涵意。
　　在我們紀念蕭滋教授百歲冥誕的同時，得感謝他給我們留下這篇講詞，尤其感謝他留下的真正教育家的形象的典範。這又豈止為音樂教學而已；如醫師、護士、宗教家、慈善家、社會工作者和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有澄清角色與形象的區分，致力於造成教育家的形象，而感謝蕭滋教授。

龔 士 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