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集的交響樂和音樂的藏書，超過20年以上。從1939年起，直到1948年，那時是戰爭時期，非常難，幾乎不太可能買到音樂、交響樂的資料，因為那些譜大部分都是在德國印刷出版的，但逐漸地，我還是成功地蒐集到所有主要的古典音樂作品。

　　Bruno Walter 和 George Szell 他們是我的音樂良師亦友。我參加無數次的音樂排練和音樂會，也親眼目睹到 Arturo Toskanini 指揮排練和音樂會，我和我的好友 Uziziel Ivan Galamian 進修五次有紀念價值的小提琴課程研討，學習到一些方法和弦樂的奧秘，這些奧秘是我在當鋼琴家以前就知悉了。Uziziel 和我從1941年夏天開始在紐約依利沙白鎮，創辦弦樂和鋼琴夏令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在 Henny Street Settlement 音樂學校任職，當時年青的團員要去從軍，我有許多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朋友，他們經常到城中 Henny Street Settlement 音樂學校來幫忙參與音樂會。

　　我可以和這些頂尖的音樂家們討論各種樂器的特性。尤其是交響樂當中特別難的部分，經由這些得來的細微知識，我得以更深入的瞭解。

　　我發覺在每一部份做詮釋記號，能夠最快和團員溝通，傳達我希望他們做到的地方，這樣又可以節省排練的時問，經由在總譜和分譜作詮釋的註解，我亦得到對音樂會更深入的知識，這些細節讓我有更深入的體驗，讓我不會有閃失錯誤，使指揮更得以完整。當我在詮釋分譜時，我會聆聽整曲的交響樂，同時我也在背總譜。背得很完整，至今我仍還記得。

　　這些詮釋代表了維也納傳統風格。這個傳統風格和維也納作曲家、指揮家的精神並存。以莫札特為例，身為作曲家的朋友，也知道他的演奏風格。以一位道地的奧地利人，我的音樂根基充滿這種傳統，在鋼琴和交響樂方面都是如此。

　　這種傳統的本質是可以修改的，但是我不覺得是可以被超越的。弓法是音樂詮釋的一部份，就如同這個詮釋也可以稍微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