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主席劉裔昌博士，為蕭滋教授所寫的紀念文，蕭滋教授便是經由他推薦來到中華民國的。

　　在自由中國，我也許是已故蕭滋博士，最資深的好朋友了。所以有義務說出他來台灣的經過──甚至差一點未能來台灣的經過。
　　一切一切都要從1962年春天說起，我們初次見面是在紐約市，西七十二街的一間舒適小餐館，位於紐約繁華的歌劇院和音樂中心附近；當時介紹我們認識的人，是我們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任教於馬利蘭州‧巴爾地摩‧琵琶地音樂院的華爾特‧豪吉格博士。
　　豪吉格博士在這之前一年，由美國政府派往台灣，擔任鋼琴講座。他發現台灣人民，對西方的古典音樂，有很高的欣賞水準，甚感驚奇；但是也發現對一般樂器、鋼琴與音樂教學的不足而感到驚奇。當時我以懇求期盼的口氣對他說，台灣極需要一位非常有熱忱、經驗，來自美國或歐洲的音樂教授，能夠在這島上，花幾年的時間，從事音樂教學工作，以提高音樂水準“，豪吉格聽了我的話，非常動心。
　　我以美國大使館文化參事的身分，向豪吉格博士保證，如果他能夠找到一個這樣的人，我會盡力說服美國在台教育基金，給予他『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的資格，因此，在豪吉格博士離台之前，他非常熱誠地答應幫我們的忙。
　　我從第一次見到蕭滋博士，就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渴望到一個新的國度去繼續他教學生涯的人。他告訴我，他已經完成了自1938年就從事的任務了，那就是發展訓練紐約市年輕人在鋼琴、管弦樂和合唱方面的能力。在歷經約二十四年後，他認為他的工作已達成了。所以他希望往前再推進。
　　後來台灣的『傅爾布萊特』評選委員會得知這個消息，我又列舉了許多說明，蕭滋博士為人友善、風度好，很合作，心智敏銳，反應靈敏。尤其是他是在奧地利出生，在維也納受教育，是一位大有為的音樂家、鋼琴家與指揮家，在美國也身受同儕推許，我向台灣的評選委員會，大力推薦，千萬不可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
　　然而，並非所有的委員都為這種推薦所動。1960年代，發展中的國家，如中華民國台灣，非常需要專門的工程師、科學家和社會學家。所以委員們心中容不下一位美國音樂家或藝術家，無論他多麼有才華。在這些實用取向主義的委員心目中，藝術和音樂絕對是次要的，既然自由中國那麼急切地需要工業化，藝術與音樂，就不可能優先考慮了。委員之間於是出現了很激烈的爭辯。
　　但是讓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委員會中有兩位很有學問的現代學者─錢思亮博士和程天放博士，因受很深的儒家薰陶，所以不同意這個狹隘的觀點。誠如孔子思想一般，他們主張音樂應該在中國人的心靈中，佔有很重要的的地位，他們認為教育藉著音樂能提昇至「完美」的境界。而音樂是人類努力最高領域之一，因此，中華民國每一個有智力的人應一起耕耘。

　　投票的結果，感性音樂就以些微的一票險勝。華盛頓當局獲得正式通知：下學年度的『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已經選定，他就是羅伯‧蕭滋博士。
　　蕭滋博士於1963年6月11日抵達台北，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像孔子一樣，他確實是一位「名師」，只不過他所教的是西方古典音樂。他正式受聘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藝術學院的教授，他的熱心感染了音樂界，立刻受到音樂界人士的賞識與盛邀。

　　他發現很多工作他都可以做，並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與愉悅的心情去實行，其明顯的立即成就就是：帶領、指揮「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無數的的合唱團，以及各個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音樂節目製作。每個人，每個團體，在他神奇的指揮棒下，都開始脫胎換骨。除了教學之外，他還在此地創造了音樂奇蹟，受到此地音樂界及學界人士，明確的認同與充分的賞識。
　　在完成『傅爾布萊特獎金』的任務之後，當局又再提供蕭滋博士一次獎金，以感激他優越的表現。他很快接受續約，不僅因為他發現在台灣的工作，既有挑戰性又有成就感，並且還有一個更強有力的理由。原來，他愛上了一位同事吳漪曼，吳女士也是師範大學音樂系的教授，他們於1969年締結美滿姻緣。於是蕭滋博士做了一個永不悔改的決定：他要把餘生奉獻給自由中國。從此以後，他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滋養已經創造出來的音樂奇蹟。

　　由於我是在1965年才離開台灣，所以這些激勵人心的大事我都親眼目睹了。
　　從1965年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然而他的來信卻充滿對自由中國及年輕音樂家的慈悲與關懷。這些信件彌補了我們無法見面的缺憾，我們不曾失去聯繫，由於我在美國國務院參與聯合國組織的事務，所以有機會定期重訪台灣。
　　我們每次見面都非常高興。並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的觀察，蕭滋博士又做了很多精益求精的工作。他已經為台灣的美好音樂風氣，建立了健全的基礎。於是他又致力於提昇更優良的水準，鼓勵更多有才華的學生，出國去接受更高深的音樂教育。他對於年輕的中國人以及對自由中國的愛心，似乎是無止境的。

　　1973年，我從國務院退休，受邀回到台北，擔任大同公司及大同工學院的特別顧問與客座教授。於是，我每年又多了四個月，可以重溫與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這還包括我的妻子及一對兒女，他們和蕭滋夫婦均維持良好的友誼。他們夫妻之間彼此忠誠的表現，互相合作教誨優異學生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動。
　　每當我看到許多天真活潑，來自台灣各地的小孩登門求教，露出渴望的眼神，充滿著歡樂的表情，表現出對老師的敬意與愛戴，我不禁要感謝上帝，自由中國台灣，何等的幸運，能夠邀得蕭滋博士來此。他的任務已圓滿的達成了，人民渴望接受高雅的古典音樂，他已滿足了他們的渴望，終於完成了目標了。

　　在羅伯‧蕭滋的晚年，我們的友情更加深厚。1980年代，很多病痛開始折磨他，嚴重地影響了他的教學活動。然而儘管有病在身，他卻不曾逃避上天賦予的責任一一教導有才華的年輕人，提昇其能力。我多次看到他從病床起來，奉獻出微弱的精力，來教導他們。這種極致的表現，已遠超過責任的要求，其堅忍不拔的精神，反映出他一生熱情地奉獻在音樂教學上。對於蕭滋博士而言，這些學生代表了自由中國的未來。

　　我的朋友羅伯‧蕭滋這種精神，我永遠深深地記得他，為了提昇這個國家的音樂水準，得到忠誠妻子漪曼的支持，完全地奉獻了他自己：教導學生鋼琴入門、使管絃樂團茁壯、發展優秀的合唱團、教導軍樂團的歌劇團體、不遺餘力提拔學生、向自己的故鄉奧地利、美國名校茱莉亞音樂學院申請獎學金，甚至在晚年，不避病痛所苦，仍繼續著。他真是一位永遠奉獻，誨人不倦的好老師。
　　最後，這種全力的奉獻，終於得到真正的成果，全國政府、人民體認到他的不尋常的影響力，豐富了數以千計人民的心靈，大家都感激他為這塊土地所做的傑出貢獻。我與他們夫妻深交了25年後，深深感激他們對我們一家人深具意義。

　　難得有這份榮幸，寫下這篇具有個人和歷史意義的文章，敘述我們從相識到成為終身摯友的經過。

劉 裔 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