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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由義大利回台灣任教於國立藝專音樂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有位同事正在跟蕭滋老師學唱德文藝術歌曲（Deutsch
Lieder)。第二天我就託人引薦登門求教，正式成為蕭滋老師的學生。
蕭滋老師從舒伯特歌曲開始教我，一字一字的唸給我跟著學發音咬字，他還把鋼琴伴奏部分如何與歌唱的樂句互相呼應，解釋得很有趣。也常講到與樂曲有關的笑話，可惜那時我的英語不靈光，而且他的英語又帶很重的奧國腔，我只能認真的猜他的意思，對著他傻笑。上他的課很享受，因為他的伴奏啟發，帶領著我一曲一曲的唱下去，不覺壓力，卻每次上課都有豐富的領受，每次上課我都至少準備三首曲子。一年後，老師為我安排一場全部德文藝術歌曲的獨唱會(Lieder
Abend)，在台北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由老師親自為我伴奏。因此吸引了滿場的聽眾，且獲得好評。我是多麼榮幸承蒙提拔，又沾了老師的光。從此以後，演唱的邀請不斷，無論是上電視或聯合音樂會，老師都不辭辛勞的為我鋼琴伴奏，增加我上台的定力與信心，也更得到台灣音樂界的肯定。
我持續每週去老師家上課，由Bach、Mozart的歌曲唱到H. Wolf、G.Mahler、R.Strauss‧‧‧‧。
1968年5月，我們應邀到中廣音樂廳演唱一場曲目全新的Lieder Abend，不久蕭滋老師推薦我到奧地利的薩爾茲堡－他的故鄉去參加每年7月中到8月底為期六週的暑期國際音樂學院（International
Summer Akademie）。報名在Madame Viorica Ursuleac名師班，那時他已75歲，是最後一次從隱居德國的山村(Ehrwald)被請出來開課。（有關這位老師如何影響我的音樂生命我會另寫文章記敘）。可能因為是蕭滋老師介紹去的，Madame
Ursuleac對我特別照顧，用心指導，使我那年在暑期學校的表現出盡鋒頭。
九月初我留在Salzburg參加Mozarteum的入學考試，先唱Mozart
的 "Alleluja"，後唱Schubert的 "Gretchen
am Spinnrade"，唱完馬上被錄取。主考官是那時的校長P. Schilhawsky，他還當場問我為何不同時選歌劇學校的課，而只要學藝術歌曲及聲樂課？(Lied-Kur'susu
Gesang)，我回答說台灣尚未有歌劇院，我只想當音樂會演唱家(Konzert
Sangerin)和聲樂老師。十月初學校開學，當我第一天去上外國學生唸的德語班時，老師聽我講的德語以為我不是剛來的學生，這是因為唱過那麼多的藝術歌曲，學到不少的字句。
第二年的三月，我告訴指導老師說，八月後我必須回台灣，他知道我曾跟Mozarteum鋼琴教授Heinz
Scholz（也當過校長）的弟弟Robert Scholz，在台灣學過四年的Deutsch
Lieder，並演唱過兩個不同的曲目的Lieder Abend，就簽名同意我提出申請參加畢業考試。三月底學校公佈要參加畢業考試的學生名單，及每人一場畢業演奏（唱）會的日期、時間。4月30日晚上是我的演唱會（唱20首曲子）。五月底是聲樂組的公開考試；白天舉行，台下坐很多聽眾，也有旅遊觀光客，每位考生站在台上30分鐘，由考試委員按我們個人呈上的曲目中，任選六首點唱（我被規定準備的曲子有65首，包括公開演唱會的20首，比其他人多一倍），時間到了就下台，換人上去。六月中是鋼琴考試，我雖沒在Mozarteum選修卻也必須考：(1)
Sonata任選一樂章，(2)Bach Invention 二聲部任選一曲，(3)視奏：由考試官臨時拿一首歌曲給我，我必須看譜彈出伴奏，(4)自彈自唱、我自選Ravel的Chanson。這單元是在八位考生中，唯獨我被要求考的項目。第二天是有關歌樂的音樂史口試，三位老師，每人問一題，剛好我都會回答，考試大功告成。
七月初是畢業典禮，畢業生們一個個上前領文憑(Diploma)，當教務長叫到我的名字時，全場響起熱烈又持久的掌聲，我得走出台前謝幕三次，掌聲才停。當時沒有我的親人，只有同學和老師，還有一些聽過我演唱的朋友在場，能有如此光榮的場面都要歸功於多年苦心教導栽培我的恩師蕭滋教授。不僅如此，在我剛開始跟蕭滋老師上課不久，他就推薦我去台北大直的天主教私立道明學校(Dominican
School)擔任四年級到八年級的音樂老師，不但挑戰了我的英語能力，更改善了我的經濟條件。那時美國學校的薪水是台灣學校的十倍，因此幾年下來我能積蓄足夠的費用去奧地利進修一年，又獲得文憑。回台灣後，我又回去道明學校教課，他們比照在美國有碩士學位老師的待遇，給我調整更高的薪水，可惜因為應聘於實踐家專及台灣神學院音樂科系，又常常演唱，一年後，我就辭去道明的教職。有一天蕭滋老師要我學習Beethoven唯一的歌劇作品”Fiedelio"中的Leonore角色，他集合了一群沒有受過正式歌劇訓練的青年歌手們，準備製作整本的演出。他花很多時間一個個的指導，那時我已準備生第二個孩子，每次挺著大肚子去老師家練唱，一直到生產前一週才停課。當我生完baby，女兒滿月後，我唱的部分也差不多會背了。準備回去再跟大家一起練，才知道整個演出計劃已被取消，我聽了非常失望，因為我已唱出演歌劇的興趣。回想我離閉Mozarteum之前，曾有兩位教授很肯定的告訴我應該去學唱歌劇。所以等到我女兒二歲半，我又再回到Mozarteum去參加歌劇學校的入學考試，那時我已35歲，唱的就是那首”Fiedelio”中有名、且難唱的Arie
der Leonore，考完教授們要我出去門外等他們討論，半小時後主考官出來告訴我已被「破格錄取」。准我學習兩年，同時學歌劇與聲樂課，但不准再考Diploma。因為未按教育部的規定，學生32歲以前必須畢業，否則退學。一年後，暑假我回台灣看孩子們，想到Salzburg的環境那麼令人喜愛，外子同意我帶孩子們去陪我留學，蕭滋老師知道了，就與夫人吳漪曼老師商量，約我與外子去面談。原來他們一直希望下次再回去Salzburg時，有自己的房子可住，所以早就買了一個全新的住處空在那兒，他們體貼我帶兩小孩在外諸多不便，願意讓我們先去住。臨行還拿兩千美元要我帶去買適合的傢俱，而我們每月只付很少的費用，剛好是大樓的管理費及水電費，顯然地他們是在幫忙我們一家人，可是他們卻客氣地說，託我去照顧他們的房子‧‧‧‧，老師夫婦的仁慈恩惠，我永遠難忘。1976年我帶女兒回到台灣，在四所大專院校的音樂科系任教，大兒子Henry卻留在Salzburg繼續唸書。後來也考進Mozarteum專攻打擊樂器。畢業後，在當地兩個音樂學校教學生，成家立業定居在Salzburg。
1984年，我們全家移民美國，居住在南加州的San Marino，我的教學環境，對象全變了。只在家教授私人學生，由8歲到80歲，男女老幼，有教無類，全是業餘的歌者，但多半成為教會師班或社區合唱團的台柱。1994年在此成立Merry
Singers Women's Chorus，擔任指揮，因為受蕭滋老師的影響，我也有拓荒，開墾音樂園地，不怕困難，積極推展華人自己製作演出歌劇的精神。我已把所有的學生組識起來，演出過三部全本的歌劇；
(1) Menotti 的 "Amahl and The Night
Visitors”(1993年及1998年的聖誕節)
(2) Mozart的"The Magic Flute”，分兩組人；(
1997年6月) 一組唱德語，對白用華語。另一組唱，對白都用英語。
(3) Humperdinck的"Hansel and Gretel
"(2001年3~4月），由釆韻婦女合唱團與綠萍樂坊的學生聯合演出。
這些年來若是我在加州華人社區有什麼作為，什麼貢獻的話，都要歸功於蕭滋老師多年給我的教導。雖然蕭滋老師已離開我們，但他的音容、他的愛心、他的風趣幽默、他那偉大教師的風範，永遠活在我心中。相信他的精神將藉著他的學生們一直流傳下去，影響全世界一各角落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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