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可以溯源自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當時日本藉口琉球難民被台灣原住民殺害,出兵台灣,與屏東的排灣族人交戰,事後,清朝與日本簽訂和約,清朝賠款,承認日本出兵的合法性,而日本軍隊則撤出台灣。 這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度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當時參與此一事件的樺山資紀、水野遵等人,後來在1895年分別擔任第一任台灣總督與民政局長官,可見牡丹社事件對後來歷史的影響。 日本佔領台灣後,為了征服台灣的原住民,特別是「北蕃」──泰雅族,在北部台灣山地設立了四條隘勇線,阻隔泰雅族與外界往來,試圖控制槍枝與食鹽流入山區。清代漢人在山區開發時,採行隘勇制來警戒、防禦原住民的攻擊,日本人亦承襲此習,並加以制度化,除了由警察單位直接指揮,加強了警備的功能,又添設現代化的設施,在險要地點設置山砲、地雷、通電的鐵絲網等,限制原住民的活動,迫使他們歸降。 1906年佐久間久馬太擔任台灣總督,此人也參與1874年的侵台行動,此時來台,推動著名的「理蕃五年計畫」,對台灣原住民採行軍事攻擊策略。自先祖以來,一直獨立自主的台灣原住民社群至此逐步成為「歸順蕃」。 至於教育方面,原住民歸降後,日本人設立「蕃童教育所」,試圖教化原住民兒童,這被視為日本「理蕃」事業中的德政,故成為明信片發行者愛用的主題。本類圖片大部份是拍攝原住民小孩在「蕃童教育所」的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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